作者:木星
在中国大陆的教育里面，法国是发达国家的代表，法国大革命是现代世界诞生的标志，之前完全是黑暗的封建社会，法国也是现代社会科学、民主、自由的发源地。
但是实际上，英国才是现代社会的发源地。法国当时就跟中国一样，是个落后国家，被英国的强大力量所冲击，从而产生现代转型。
法国人用革命作为武器，终于将传统天主教社会全盘反传统给造反掉。中国五四运动就是学法国的全盘反传统（所以《新青年》杂志的标题是法文，后来学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把法文给改了），把中国的儒家文化给全盘否定掉。
在西方，几乎所有的东西都离不开基督教的引力场：法律源于自然法，而自然法是上帝给宇宙定下来的规则。至于道德更是直接来源于上帝的“十诫”。也就是说，在西方，人类社会维持正常运转的两大规则都直接来源于基督教。一旦基督教被否定，将直接导致社会秩序的巨大崩溃。
所以，在西方，基督教必须存在。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基督教跟科学的冲突日均激烈，各种科学理论把基督教义直接否定干净了——进化论直接推翻了上帝造人理论，行星运动规律更是把上帝的力量给撇干净了，化学定律更是把各种元素剥了个底朝天，万事万物根本不是上帝制造出来的……信上帝？还是信科学？这是个两难的选择。信上帝，那么科学怎么处理？当做没看见？……信科学，那么法律没有了，道德的依据在哪里？
所谓现代性就是现代社会的属性，它定义了什么是现代社会。现代性的西方的起源来自（科学）理性和基督教信仰二元分离，它最早是在加尔文教中孕育的。
加尔文教徒在英国建立了第一个现代社会，然而在英美，科学和宗教是不冲突的，因为宗教被经验论和怀疑论给保护了起来。现代科学的诞生和生产力超增长使其成为欧洲的中心，基督教并不会限制现代科学的无限制发展。
法国就不一样，在宗教改革后本是一个半新教半天主教社会，国王为了避免社会被宗教分歧撕裂，重返天主教，并在天主教的支持下建立绝对君主制。因天主教成为官方意识形态，遏制新教使其和现代价值相对立。
所以法国启蒙运动在张扬现代价值的时候，一开始就指向颠覆宗教，力图把整个现代价值建立在科学理性之上。随着法国启蒙运动普及，这种笛卡尔式的的理性主义传遍整个天主教世界。
当时唯有英美思想界意识到科学推不出道德，即宗教信仰不仅是道德的基础，圣约（来自加尔文教）还是民主宪政的支柱。英美思想界认为：理性推不出宗教信仰和道德。他们持经验论和怀疑论，和欧陆理性主义的对抗，一直把政治哲学保持在自由民主的轨道上。
康德1724年出生时，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已经四十年了。当时力学的世界观已经建立，启蒙运动刚刚开始。康德是在1804年去世的，这正是法国大革命冲击欧洲是整个天主教文明现代转型之际。也就是说，康德在世的80年恰好是欧陆理性如日中天，并有可能压倒英美经验主义的时期。
所谓欧陆理性主义，是指笛卡尔开启的那种用数学精神（几何般清晰地思考）来解释自然现象、自我意识及人类社会制度和行动的思想理论，并用其来取代历史遗留下来（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康德是在对牛顿用数学如此精确地解释天体运行规律的惊异中长大的，目睹了法国启蒙运动中理性对宗教和传统道德的颠覆。
他作为一个力图用启蒙运动的火焰取暖而不是被其焚毁的哲学家，毕生努力是重建形而上学，来维系现代性中认知理性和道德（信仰）二元分离并存的结构。
当时康德生活在科学和经济远比英国法国落后的边远地区。在那里虽可以知晓现代科学的成果，受法国越来越激进启蒙思潮的影响，但对于康德这样的“乡下知识分子”，只能是现代科学研究和启蒙运动的旁观者。
可以这样讲，康德在写“纯粹理性批判”以前，他做的任何工作都不重要。如果没有他后面把现代性建立在形而上学上的贡献，其工作早就被历史遗忘了。
康德思想受到过两件事情的冲击。第一件事是休谟经验论对笛卡尔理性主义的批评，第二件事是受卢梭思想的刺激改变形而上思索的方向。分析这两个冲击对理解康德哲学极为关键。
休谟对笛卡尔理性主义质疑集中在两点：首先科学事实是“实然”，道德是“应然”，从实然推出应然是不可能的。此外从数学（笛卡尔理性的核心）得不出因果律。
牛顿用数学推出天体运行规律，科学界接受了力学世界观，力被认为是万物运动的原因，对自然现象的因果解释代替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
而休谟指出，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为什么自然现象服从因果律，只是看到一件事情发生在另一件事情之后而已。休谟这两个基本观点是对欧陆理性主义的致命一击。其经验主义和怀疑论立场一直保护着英美基督教信仰和理性的二元分裂结构，使其避免受现代科学的颠覆。
在英美，基于基督教的信仰和科学能够并存：无论科学有什么新发现也不会颠覆圣经的权威性。而在欧陆理性主义的法国、德国，进化论、天体运行理论、相对论这些科学理论基本上已经把圣经给否定光了。在此影响之下，起源于自然法的法律也开始失去了基础，来源于上帝律令的道德也失去了效力。
你看，一旦失去基督教，西方社会就开始在没有规则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然而科学又必须继续扩张它的边界，如何在科学无限制发展的情况下保留住宗教的位置？这是摆在哲学家面前的难题。而康德，则试图摒弃宗教的情况下，重建法律与道德的基础，保证科学的无限制发展，从而解决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两难困境。
卢梭对康德的巨大影响，集中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对个人主体性的强调。康德意识到个人权利是现代价值系统的核心，基于这种价值，契约社会具有无可怀疑的正当性。康德虽不同意法国大革命这种建立现代社会的方式，却完全接受启蒙运动的价值。所以说，他是一个力图用启蒙运动的火焰取暖，而不是被其焚毁的哲学家。
康德要做的是重建形而上学以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回应休谟问题，包括回答为何可以用数学解释自然规律，二是找到不同于当时理性主义的哲学来作为现代价值的基础。
康德所用的方法是重构（道德）形而上学，这使康德的哲学具有深刻的的矛盾性。一方面形而上学早已过时，是一种早已死亡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康德却用它来建立了可以证成现代性的哲学。
康德哲学的晦涩难懂使今日读者印象深刻。其实，这种难懂并不来自其推理之复杂，而是其使用概念和方法的陈旧。十八世纪尚存（亚里士多德式）的形而上学概念早已过时，康德却用和这些概念类似的思辨展开自己的论述。
康德所用的方法虽然陈旧，但他对笛卡尔理性主义的攻击却是一箭中的。康德主要哲学著作“三大批判”，正是为了否定笛卡尔理性主义。因此不清楚其批判对象的整体论述结构，康德哲学是无法理解的。换言之，必须以笛卡尔为靶子，才能看清康德的形而上学在讲什么。
首先根据笛卡尔的理性哲学，数学是理性的纯粹形态，用它来推出自然规律就是科学，牛顿力学就是例子。康德对其否定就是“第一批判”。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认为理性在人类社会中的表现就是法治、个人权利和道德律，现代社会本质上是建立理性之上的制度和社会行动。
对其反思即重新界定何为“实践理性”，这构成了康德的“第二批判”。理性主义认为除知识和社会必须在理性主宰之下外，审美和艺术也必须是理性的。十八世纪欧洲绘画和音乐，理性主义均是主调。（当然，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就是浪漫主义）。对此进行再思考就是康德的“第三批判”。
简而言之，康德哲学本质正是破除理性主义（数学推理）把这三大领域整合的谬误，指出理性在“认知”、“实践”、“审美”中各自的位置和局限。
先看“纯粹理性批判”。其关键是把数学归为“先天综合判断”，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是人先验具有的整理感觉的模式，它们和人的情感和意志一起构成了观念世界。
这样一来，数学之所以可以认识宇宙规律，这是把感觉经验纳入先验的整理经验模式，它们和人的情感、意志一起构成了观念世界。这样一来，数学之所以可以认识宇宙规律，是因为相应的感觉经验只有经过这样的整理才有秩序。
在此意义上，客观的“物自身”永远是不可知的，科学只能理解现象。康德一举解决了休谟对因果律的质疑（因为因果律来自处理经验的先天观念），同时又通过“物自身”的不可知化解了理性主义中科学对宗教的直接否定。
下面解释一下什么叫：先天综合判断。
首先，康德创立了“先验观念”来研究理性，从而开启了德国观念论。英文任何理性的知识必须符合逻辑推理的基本结构，康德将理性认知视为人做出符合逻辑的判断。
因为从内容上可以把判断分为先天的（不借助人类任何经验的）和后天的（必须借助于人类特定经验的）两类；在逻辑推理过程中，有可把判断分为分析的（谓语的内容已经包含在主语中）和综合的（谓语给主语增加了新的内容）两种。这样，数学属于先天综合判断。
接着康德指出判断的的形式有“量”、“质”、“关系”、“模态”四个方面，其每个方面各含三个部分，这样就得到12组纯粹概念的范畴。康德用“判断”重建了哲学，其中逻辑观念和有关范畴就是理性的大厦。
“量”指的是全称、特称、单称。 “质”指的是肯定、否定、无限。 “关系”指的是定言、假言、选言。 “模态”指的是或然、实然、必然。
在判断“S是P”这样的基本结构中，S和P分别为主词和谓词。 当谓词p的定义（意义）是被包含在主词S定义（意义）之中时，判断是“分析”的。 当谓词P的定义不被包含在主词S定义（意义）之中时，判断是“综合”的。
此外，判断可以是经验的，也可以是先验的（如数学命题）。先验的判断是否正确取决于先验观念（即对原形而上学中理性的认识）。
而经验的判断只有把对现象的感觉纳入先验中才能做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把时间、空间（它们属于“先验感性”）和因果性都被认为是人先天具有的观念（“先验观念”），这样一来，数学就成为先天综合判断了。
在康德看来，牛顿用数学精确算出行星运行轨道，这是经验观察被纳入人先验观念的必然结果。十七世纪最令人惊叹的事情是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运用，康德用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转向对此做出令当时人信服的解释。
康德把数学定义为人先天具有的理性观念，自然现象符合数学法则只不过是把感觉经验纳入人心灵中本来具有的结构。
这样一来，理性主义被颠倒过来。本来理性是客观外在的，它是把数学、宇宙和人类社会法律进行整合的法则，现在变成了人处理感觉的“一种”模式，从此人成为科学理性的中心。康德自称这是一种对理性所围绕中心类似与地心说向日心说的转化。康德哲学被认为哲学界的“哥白尼革命”。
数学是“先天综合判断”吗？天体运行符合数学定律是人用“先验理性”处理感觉经验的结果吗？这种对数学和因果律的认识是否正确？康德上述论断统统不对。而且错得离谱。数学和科学的本质是如此深奥，远不是康德时代可以回答的。
“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时间”、“空间”及“因果性”的论述早在十九世纪就和物理、数学发展背道而驰，更不用讲和二十世纪的科学成果格格不入了。
康德的错误是用形而上学来讲科学必然出现的。其实，除了不懂科学和数学的读者外，科学界从来不认为“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科学和数学的看法有什么意义。
然而康德将其称为理性主义的“哥白尼革命”并非虚言，因为它虽在科学上不正确，但却有助于建构容纳现代性的哲学。这种颠倒的真正重要性是康德据此提出他的第二批判，即“实践理性批判”。
根据康德第一批判，理性是人赋予对象的，它只是人“先验观念”的一种。既然这样，法律和道德的存在不是因为世界符合数学法则，即它们不是外在法则在人心中的反映，而是人认为“应该”遵循理性（包括这些法则）。
换言之，自由的个人意识到必须追求道德规范才是实践理性本身，人的道德自律成为理性最高实现。“第二批判”全面展开休谟“实然”不能推出“应然”的观点，指出理性的社会实现本质是自由的个人遵循道德和服从正义的法律，这和宇宙法则以及用理性认识宇宙（实然世界）完全是两回事。
何为“实践理性”？康德将其定义为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自觉服从规范（理性），法律是否定性规范（禁止什么），道德是肯定性规范（人应该做什么）。它和理性主义讲自然法则落实到社会行动中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历史上康德第一个把道德定义为向善的意志。从而把“道德律令”和“自然法则”区别开来，道德哲学从此诞生，这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
在古希腊哲学中，追求道德和认知不可分离。基督教视道德为神授之法。只有康德通过“第二批判”，才建立了基于形而上学的应然世界法则。从此，正义的法律也好，自然法人权也好，伦理美德也好，都基于实践理性，和神学无关。这无疑为整个现代价值系统找到一个和笛卡尔理性主义完全不同的基石。
它是建立在个人自由和主体性之上的，而且也和理性主义的科学一元论划清界限。本来现代价值系统只能立足于宗教和科学的二元分裂，宗教是道德和个人权利不可抽离的基石。现在，康德将其归为独特的理性形而上分析。
换言之，康德哲学中科学（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亦呈二元分离之结构，康德哲学信奉者可以从两个方向走向上帝，一个是作为“绝对命令”的道德，二是神秘的“物自身”。一种可以容纳现代心灵的哲学出现了。
“第三批判”进一步将“第一批判”对认知理性的限制推广到人类生活的其它领域，阐明“第一批判”和“第二批判”的关系。“判断力批判”分为“审美判断力批判”和“目的判断力批判”。
前者属于艺术哲学，论证主题内在的自由；后者进一步凸显道德追求和自由互为前提。为什么汉娜.阿伦特为何那么重视第三批判？因为里面谈了公共性，或者说普遍性。
支配着所有判断的先验原则是什么呢？答案是普遍性本身。因为“S是P”的基本形态有两种可能，一是指涉，而是判断的普遍性。康德据此把判断力定义为“一种先天立法的能力”，以及“把特殊思考包含在普遍之下”的机能。
而且，判断必须把理型转化为先天观念，判断的机能也就必定受制于“自然的形式的合目的性”。此外道德作为向善的意志，虽然是实践理性，但离不开感情和价值，因为“善”是“好”的普遍化，“好”直接与感知愉快相关。
这样一来，判断哲学还必须处理人的价值判断中的先天限定。作为第一批判和第二批判的中心环节，唯有判断力才能将理型转化为先验观念，判断力的形成受到“目的因”（理型的自我实现）的支配。
康德还把人的能力分为三种：“认识能力”、“感受愉快和不快的情感能力”和“欲求能力”。这三种能力投射到认知上，对应“知性”、“判断力”和“理性”。这三种能力面对外部对象的时候，都受制于“先天原则”（先验观念）。
“认识能力”受到的约束是他必须“合规律性”，其表现为自然现象符合数学法则；“感受愉快与不快的情感能力”受到的约束是其必须“合目的性”，以保证相应判断的先验普遍性，使得审美艺术过程中存在公共标准；
“欲求”通常表现为追求幸福，它与个人感受“愉快与不快的情感”的能力相关，“合目的性”这一先天原则会以独特形态呈现出来，表现为“欲求”必须受“最终目的”的约束，该目的就是一切目的的自我意识，该能力的实现乃为追求自由。
黑格尔如此论述康德目的论式的判断力：“康德开始从这样的原则去看有生命的东西，在有生命的东西里，概念或普遍性包含在特殊性内。作为目的，这普遍性不是自外而是自内决定着个别的和外在的东西，决定着有机体各部分的构造，这就是说，个别的方面自然而然的就适应目的。”
用人们熟悉的说法，康德“第一批判”是讲“我能知道什么”；第二批判”讲“我能做什么”；“第三批判”讲“我能期待什么”。三者构成了“人作为人的条件”，即“人是什么”。其中，个人自由成为整个哲学系统的“拱顶石”。
今天，我们在讨论康德哲学对证成现代性的意义时，千万不要夸大或误解其真实的历史作用。虽然其诞生在十八世纪末，但一直要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哲学家才意识到它应该成为现代性的哲学基础。
为什么如此之晚？对纠正启蒙运动对现代价值论述的片面性而言，康德三大批判来得太迟了。而且作为启蒙运动本身而言，它不展开自己的全部逻辑，不烧光全部燃料之前是不会结束的。在启蒙运动还没有完全展现出弊病之前，人们是难以接受康德哲学的。
《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问世，这时法国大革命的烈焰已将被启蒙运动点燃。《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完成，《判断力批判》发表于1790年，法国大革命已经开始。欧陆的理性主义借助启蒙思潮所向披靡。康德哲学成为了边缘思想。
撇开社会历史因素从思想内部逻辑看，康德哲学对西方现代性的证成之所以没有影响，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康德哲学在十九世纪影响力所达范围是德国，而德国因康德哲学开启的观念论和浪漫主义结合，迅速孕育出德意志民族主义和黑格尔主义。
前者通过德意志民族国家改变十九世纪的世界，后者促使马列主义诞生，笼罩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此过程中，康德的二元哲学反而被淹没，其意义在现代性探讨中突显出来，要等到二十世纪末，即冷战结束以后。
第二个原因是康德哲学的类似于形而上学的性质，形而上学及其相似的哲学论述在二十世纪怎么是一种处于人类自然语言含混而造成的错误。今日它在人文领域之所以存在，乃是因为道德哲学和哲学史的需要，而不是本身有意义。
康德哲学之所以今日仍没有被超越，成为哲学史上旷世奇迹，正是因为它完成了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现代转向。如果用今天准确的语言来表述康德哲学对形而上学之转化，它可以被归为两点：一是将哲学论述符号化，二是把数学等同于逻辑。
康德把“判断”作为哲学的基础，在“S是P”的基本表述中，S（主语）和P（谓语）都是符号，他们用来指涉不同的对象。这样哲学论述在某种意义上首先取决于符号系统表达是否有意义。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导向正是如此，康德哲学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这项内容，但符合哲学发展的大方向。
更重要的是：在“S是P”的基本表述中，蕴含着三段论形式逻辑。这使得数学等同于逻辑。
康德并没有明确意识到他把数学视为先天综合判断的之基础，恰恰就是“数学即逻辑”的观点，但这一潜含的观点正是康德哲学的生命力所在。因为数学不等于逻辑要到20世纪才被弄清楚，但这一当代数学基础的变化至今仍在哲学家的视野之外。正因如此，今天仍有哲学家借助康德哲学来解释数学。
康德哲学对形而上学的现代转化虽然十分成功，但并不能应付现代性展开所导致的真实心灵解体。
关键在于，形而上学的现代转化本质上仍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20世纪哲学最大的发现就是形而上学的错误，即任何形而上学的论证都没有意义，除了在哲学史研究中还有一席之地外，形而上学应该退出理论研究。
康德哲学在二十世纪冷战以前都是不重要的，今天才变得重要起来。为什么如此？
第一个意识到现代性的证成要回到康德那里去的，非罗尔斯莫属。罗尔斯的《正义论》是当代自由主义的里程碑，其提出正是英美功利主义不能解决当代问题而回到康德道德哲学。
英美这样的加尔文教社会，现代价值系统立足于科学理性和宗教信仰二元分离十分稳固，本不需要康德哲学。
但是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因为经济大萧条时个人权利不可欲（非自愿失业工人在市场社会无法谋生），国家干预市场分配不可避免。
而在加尔文教传统中，来自自然法的个人权利是价值系统的核心，同时存在基于圣约的契约精神，两者虽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石，但唯独缺乏同情市场竞争中弱者的道德。这时，福利制度和政府干预市场分配不可能有正当性。
罗尔斯的《正义论》提出差异原则，主张市场分配不平等的增大，只有当它对最弱方有利时才是正当的。
这为福利国家和政府用税收干预分配提供了理论依据。“差异原则”是立约者在无知之幕（每个人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性别和社会地位等假想前提）下达成，它是建立契约社会必须满足的前提。该前提保证每一个人的权利均为可欲。
“差异原则”实为道德，罗尔斯所做的是用假想的社会契约导出道德原则。这样，“差异原则”成为建立契约社会的前提，即宪法和所有契约必须受道德原则约束。罗尔斯正义论本质上是“道德契约论”。
表面上，“道德契约”的正当性来与立约者的同意，亦是立足于个人权利，实际上这只是假象。
这只是在想象每个人会同意，即“差异原则”不会损害每个立约者的利益。其本质不是立约过程中的个人授权，而是把个人认为的“好”普遍化为众人有利，即“善”。换言之，它之所以正当，是出于道德而不是个人权利。
而个人认为“好”的东西普遍化，只是“善”的一个前提，他要成为道德的内容，还必须是向善的意志指向的对象。如何证明这一点？
罗尔斯只有回到康德那里去。因为唯有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才存在应然法则的论证。罗尔斯为了回应二十世纪对现代性的挑战，不得不回到康德那里去找资源。
另一个试图回到康德那里去找资源的是汉娜.阿伦特，她作为20世纪最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一直在康德第三批判中寻找资源克服现代价值的弊病。阿伦特认为，个人权利对“私”的过分强调是原子化个人出现的根源。
现代人在维护个人权利的过程中日益退出公共的政治生活，这是二十世纪极权主义兴起的原因之一。她以古希腊公民对城邦的参与为模版，构想当代世界的“人的条件”。对照着古希腊公民政治参与是道德要求，重新界定现代人权内涵，亦只有到康德哲学中找资源。
阿伦特发现，在康德“第二批判”里是找不到论证现代权利观念以及个人公共参与高于私利的基础的，故她到“第三批判”里去找。这一努力集中表现在她晚年的教学之中。
这些上课笔记出版后，有人很奇怪，说阿伦特是不是吃错药了，病急乱投医啊。“第三批判”即美学里怎么可能找得到现代性基础呢？阿伦特顽强地在“第三批判”（即人的共同感知）里面寻找克服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方案，一方面说明康德哲学对现代性证成的重要，另一方面，亦意味着所有这些努力都将无功而返。
其实康德（道德）哲学无法回应现代性的挑战，是由其时代局限所规定，因为它本质上仍属于形而上学。二十世纪对哲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形而上学的错误，即任何形而上学的论证都没有意义，它除了在哲学史研究中还有一席之地外，应该退出理论研究。
二十世纪人类对语言和逻辑推理的本质有了全新的认识。语言是用符号系统表达对象，逻辑推理实为符号系统中包含关系和符号取代。
而把握对象的符号系统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准确的，数学是其代表；另一类是不准确的，这就是自然语言。形而上学和其类似的思辨是自然语言含混的结果，一旦符号系统严格化和准确化，形而上学论证和命题差不多都不能成立。
从历史的长程眼光来看，理性主义一开始就想把现代价值直接建立在科学理性之上，休谟的经验论和怀疑论指出其行不通，。康德之所以通过形而上学的重建找到一种可以容纳“应然”和“实然”分离以证成现代性之哲学，关键在于他实现了理性主义的“哥白尼革命”。
换言之，康德的“第二批判”的前提是“第一批判”。实际上，正是因为康德对科学和数学的误解，使得他自以为实现了理性主义中心从数学天文物理向人文的转化，其实这一革命并没有发生。
康德是凭借形而上学的含混，意识到科学遵循的数学法则中心的改变，可以证明实践理性就是道德自律。实际上，他并没有认清“应然世界法则”和“自然法则”之间的关系。本来科学界早就知道这种转化是虚幻的。
人文研究对康德哲学寄予希望，乃是以为可以弄假成真。今天形而上学不成立，只证明康德尝试失败，一切必须重新开始而已。
很多人以为“形而上学”乃亚里士多德提出，属于希腊哲学。其实这种说法不准确，亚里士多德从来没有讲过“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成为哲学代名词是前近代即中世纪经院哲学衰落以后的事。
古希腊哲学以柏拉图的“理型”为代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认为个别事物不能被认识，知识实际上是对“理型”的把握，当他认为“理型”不能独立于具体事物之外。
比如说我们提到树叶，我们马上就会想到一个树叶的“原型”，这个“原型”跟桦树叶、梨树叶、榉树叶都不一样，这个“原型”是我们从各种不同的树叶中抽象出来的，我们称为“理型”（可以看做“理想的原型”）。我们通过“理型”来认识整个世界。
正因为亚里士多德承认个体事物的重要性，和作为数学家和哲学家的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更像一位注重经验事实的科学家。你去看亚里士多德全集，其中十有八九是自然科学内容，讲得是逻辑学、物理学、动物学、生理心理学，当然里面还有属于人文和社会的学问，如修辞学、伦理学和家政学等。
亚里士多德只是在生命最后的时光，即公元前335年重返雅典创立吕克昂学园时，才通过给学生讲课，系统的总结自己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用“形式因”、“质料因”和“动力因”概括关于“存在”形成之原因。
这实际上是“理型”如何具体实现（转化为“存在”）之学说。“形式因”指事物内在或本质的结构形式，“目的因”指构成事物变化发展所追求的内在目的（万物追求自己的自己的理型），“质料因”指构成事物的材料，“动力因”指促使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
这四种原因既包含了自然现象之解释（如解释行星、石头的运动和火往上升），也包括人的艺术创作过程（如做雕塑）。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没有区分事物形成和价值实现。这里共相（理型）既可以是事实，也可以是价值，这样价值毫无疑问具有公共性，而真、善、美都被包含在“理型”的实现当中。
亚里士多德上述讲课就是《形而上学》的内容。亚里士多德本人一直讲具体事物的学问，即《物理学》成为第二哲学，对一切存在的思考才是“第一哲学”。
因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本是寻找“理型”的方法，形而上学又指出“理型”如何实现（转化为具体的存在），只有两者结合，存在的本质猜得到完整地解释。由此可见，只有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被当做科学之后，“形而上学”加上“逻辑学”才终于成为“第一哲学”的代名词。
这个过程发生在十六世纪经院哲学解体、自然哲学向现代科学转化之时。
英美加尔文教社会，经验主义对“存在”的普遍理论兴趣不大，“第一哲学”被悬置。而欧陆理性主义把“理型”直接转化为以几何精神为代表的理性，用自然神论代替天主教神学。
这样一来，在自然神论的追求中，形而上学成为和当时自然哲学并列的存在。既然形而上学和科学并列，一直构成欧陆理性主义的传统。那么康德到底做了什么，建立了一种使当时人普遍认可的，既不同于经验主义，又 有别于欧陆理性主义的现代哲学呢？
我认为，关键是康德有效地实现了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转向。
凭什么我把康德哲学定为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转向？因为康德破天荒的把哲学建立在“判断之上”。
判断以主体为中心，而且有着“S是P”这样的基本表述。表面上看，判断哲学是以语言学和主体自由为前提的，这使得它和形而上学不同，而有现代哲学的性质。因为通过这一转向，可以把事实判断、逻辑判断和价值判断作本质的区别。
但是请注意：“S是P”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他表达的本是“理型”之间的关系。康德把它转化为“判断”，原来形而上学中客观存在的“理型”就变成约束判断的“先验观念”了！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型”是共相，既可以是事实也可以是价值。当它用于表达个人价值追求时，当然蕴含价值的公共性这一基本限定。
当“理型”转化为“先验观念”时，这前提并不会破坏，这样将事实和价值统一起来的整体结构通过先验观念被完整地继承下来了。换言之，在先验观念中，价值和事实的混淆变成隐形的，形而上学获得现代形态，左右了德国观念论和在此基础上整个现代哲学的方向。
在此意义上，康德开启的整个现代哲学都可归为形而上学的现代形态。他们对数学和客观世界以及价值和事实关系的见解都蕴含着很难被发现的形而上学的基因。
在欧陆理性主义那里，数学是客观的理性法则，一旦它变为人的先天观念，康德马上得出最重要的结论。这就是对主体而言，理性的本质乃是人自觉地遵循先验观念中的法则。这样一来，理性在实践上最高表现就是主体自觉遵循法则。从此，道德自律即为主体理性的自觉，道德作为向善的意志被发现。
在西方人看来，本来理性是以宇宙为中心的，是外在于人的，现在变为以人的主体为中心。康德称其为理性法则的哥白尼式的转化。该论述构成了《实践理性批判》的主要内容，是康德哲学的核心
。你看，在判断哲学中，“理型”一旦转化为“先验观念”，求真（科学和数学研究）和向善的意志（道德自律）整合为统一的哲学。
康德在完成“第一批判”和“第二批判”后，开始勾画判断哲学的大厦。人所做的一切都基于判断，理性的判断只是判断的一小部分，此外还有价值判断，审美判断等等。既然理性的判断受制于先验观念，其它判断当然亦不可能例外。那么支配着所有判断的先验原则又是什么呢？显而易见，这就是普遍性本身。
据此，康德就把人的判断能力（判断力）定义为“一种先天立法的能力”，它乃“把特殊者思之包含在普遍者之下”的机能。而且，判断必须把理型转化为先验观念，即判断的机能必受制于“自然形式的合目的性”。
康德建立了分析一切判断的哲学，这就是康德的“第三批判”，即《判断力批判》。美学也成为了“真的哲学”和“善的哲学”的延伸。
我以康德提出鉴赏判断（即审美）的四个特征为例说明判断的先验约束如何规定其性质。
康德曾指出，审美的第一个特征乃为它是愉悦的，但却不带任何利害关系。为什么如此？康德认为这正好说明感受“愉快和不快的情感”能力因受先天观念限制，可以和引起该感受的特殊对象，如利益，分离。我们暂且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它无疑是第一次对审美起源给出哲学解释。
康德认为审美第二个基本性质是：审美标准和数学判断不同，它不是概念，当和数学判断一样具有普遍性。康德用其证明判断乃“把特殊者思之包含在普遍者之下”，故审美标准一定是人所先天共有的。
然后他又进一步讨论了审美的第三个特点，这就是审美虽无明确目的，但却可以“以自己为目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康德用此说判断的这一先天限定直指主体的自由。
第四，审美是主观的，却带有必然性。正是这一切构成了阿伦特最看重的个人价值追求必定具有“共同感”的根据。
我要问一个问题：康德真的揭示了审美的起源，并建立了一种可以把真、善、美统一起来的理论体系吗？当然没有！首先，先验观念是是理型的内化，是康德对数学的认识论定位，并用它来解释数学在人类理解自然规律中的意义，这实际上是形而上学对数学的误解。
也就是说，康德“第一批判”讲数学视为“先天综合判断”，其本身是不成立的。既然“第一批判”不成立，从它推出“第三批判”亦无根据。
“第二批判”虽然正确，但道德哲学不需要从“第一批判”推出。换言之，康德哲学并没有实现真、善、美的整合。事实上，正因为康德的先验观念论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转向，使得各种形而上学（包括其变种甚至简单否定）都依靠先验观念开辟的道路获得现代形态。
故自康德开始的德国观念论大发展，各式各样的现代哲学都宣称自己建立了将真、善、美整合的理论系统，其实这都是无效的。因为他们和康德哲学一样，真、善、美的统一来自于形而上学中价值和事实的混淆和自然语言的含混。
一直要到维尔根斯坦和逻辑经验主义搞清楚词汇及其意义以及语句结构后，才发现形而上学命题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随着语言学及符号和其指涉对象关系研究日益精确化，所有德国观念论哲学致命的缺陷都被发现，二十世纪是各种现代形而上学解体、哲学衰落的时代。
但是，仔细检视逻辑经验论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可以发现他们很少以康德为靶子。康德哲学可以说是整个形而上学被否定后唯一生存下来的思想系统。为什么如此？
这不仅是康德哲学的价值，还在于先验观念论的基础是判断。康德把数学界定为先天综合判断是错的，当判断“S是P”乃是形式逻辑的基本结构，只要数学等同于逻辑（或能从逻辑导出），为什么不能把逻辑视为某种界定理性的“先验观念”呢？换言之，今天似乎可以对康德“第一批判”做某种修正。
“先验观念”一旦存在，从先验观念论考察对判断的本质限定便不能否定。
先验观念论虽然对科学认知并无太大意义，但从其推出判断是“把特殊者思之包含在普遍者之下”并不一定错误。正因为如此，即使形而上学被否定，人们在寻找现代性基础或仍然对真、善、美统一的哲学感兴趣时，总是不由自主的回到康德那里去。
我认为：纵观近一个世纪有关数学本质的研究和艺术的发展，现在已可得出结论：无论做出什么修正，“先验观念”都不成立，即康德“第一批判”和“第三批判”的前提都是错的。分析其错误的根源对理解是否存在可以建立真、善、美统一起来的哲学甚为重要。
我们先讨论《纯粹理性批判》的基础。表面上看，数学推理的正确性来自于逻辑，如果把逻辑看做先验观念，数学不是先验观念又能是什么呢？哲学家喜欢把人看做会使用符号的动物，形式逻辑属于符号指涉的变换，如果这就是数学的本质，为了把握人是什么，类似于先验观念论的哲学是不可缺少的。
只有证明数学不是逻辑，先验观念才没有意义。这样德国观念论作为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转向也就被彻底证伪。这件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它对哲学摆脱现代形而上学的桎梏极为关键。
二十世纪数学的发展有一个重要成果，这就是证明数学不可能从形式逻辑导出。换言之，即使把形式逻辑视为人的理性，用它来界定先验观念，但数学并不是逻辑（理性）的产物。
换言之，一个需要人不断探索的先验观念世界并不存在！前面已经证明：数学是受控实验的形式结构（用符号对受控实验进行表达），而逻辑只是符号等价取代和包含关系，它们当然不是先验观念。如果人根本不知道受控实验之操控过程，绝不会先验的从观念上知晓数学是什么。
我要强调的是，无论对“第一批判”做什么样的修正，先验观念都不存在。判断不可能有某种先天规定对其进行的限定！换言之，“第三批判”认为一切判断（包括审美判断）乃是“把特殊者思之包含在普遍者之下”，其理论前提已被二十世纪数学发展所证伪。
我们知道，十九世纪康托尔提出了集合论，证明逻辑推理是符号系统的包含关系和符号的等价取代。因所有数学分支都可以建立在集合论之上，直到这时，数学和逻辑是否等价才真正成为数学家和哲学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十世纪上半叶，很多人认为数学是可以从逻辑导出的，这一观点构成了数学基础研究中的“逻辑主义”学派。罗素、维尔根斯坦以及一些逻辑经验论最重要的人物都持这一看法。如果该看法成立，康德的形而上学毫无意义，但“第一批判”的基础却是可以修正的。
而“逻辑主义”要被推翻要等集合论公理化和电脑基本原理被充分理解之后，这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事情。
我举一些例子。罗素在他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就力图用逻辑来导出整个数学。罗素当然没有成功。据说他曾从逻辑推出什么是数，好不容易定义了什么是“1”，这曾引起很多数学家的嘲笑。因为这表明从逻辑导出数已经困难重重，更何况其它数学分支了。很快罗素发现集合论中存在悖论，排除悖论代替了从逻辑推出整个数学的努力。
你们知道集合论悖论是如何排除的吗？数学家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发现唯一有效的方案是将其公理化。何为公理化？这就是以欧几里得几何学公理为榜样，把集合论建立在一组公理之上。你看，公理系统是比逻辑跟基本的东西。
也就是说，公理系统（最早它来自于欧几里得几何学公理系统）包含了逻辑，而不是反过来。我在前面证明，欧几里得几何学公理系统是受控实验形式结构的最早表达。
其实，当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被发现以后，数学等同于逻辑的“逻辑主义”已被彻底证伪。试想想，对于稍复杂的公理系统，都存在不能判别真假的数学命题；如果数学推理等同于形式逻辑，证明即为产生新的符号指涉（即新的命题），那任何一个数学推导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定义中概念指涉的变换。
怎么会有不可判定的命题存在？除非一开始就规定指涉的不可判定。数学中存在不可证明命题意味着把数学纳入“判断”哲学（分析命题或综合命题）是错误的。
我强调这一点，是指出康德哲学已完全过时。数学之所以可以对科学发展做出不可思议的贡献，并不是它是“先验观念”，而是受控实验形式结构研究对受控实验扩展的作用。
康德深谙牛顿的科学及其杰出成就，牛顿指出了每个自然现象背后所隐藏的自然规律，这种惊人的解释力让人毫不怀疑人类已有方法接近可靠的知识。
不过，他同样也感受到了休谟对人类心灵无情分析的冲击力。康德认为，休谟的著作使他从“独断论的睡梦”中惊醒过来，休谟认为：人只能理解基于现象的经验。任何游离于经验的，或者说超过经验的，关于宇宙本质的形而上学的结论都是毫无根基的，人根本无法理解。
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为什么自然现象服从因果律，只是看到一件事情发生在另一件事情之后而已。可以说，休谟质疑了因果律背后的基础，从而否定了牛顿发现的所谓自然规律。换句话说，牛顿所有的自然科学的知识都是偶然的，其表面的必然性仅仅是心理上的。
休谟还认为：心灵需要得到经验证据才能够获取知识，但是上帝存在、灵魂不死、以及其它这些“超过经验”的东西根本不会变成现象。它们不是经验的。所以“超过经验”的形而上学乃为人类理性能力所不逮。你看，休谟的理论有效的把基督教给保护了起来，科学理论无法涉及到宗教的“超过经验”的领域。
但是休谟对因果概念的分解似乎也削弱了自然科学可信度，根据休谟的看法，牛顿发现的自然科学规律根本无法获得关于世界的普遍真理，那么牛顿发现的自然科学规律是否就真的不存在呢？
如果说牛顿是错的，那么他提出的那些规律为何一一得到证实？如果牛顿是对的，那么因果律背后是什么呢？自然现象为何符合因果律？人们是否能在一个现象世界里，确定知识的可靠性？……
所以康德想要完成一个艰巨的任务，他的解决方案就是要同时满足休谟和牛顿的主张，同时满足怀疑论和科学的主张——由此解决横亘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认识论的根本困境。
康德长期原来一直相信，自然科学是科学的，因为它在确定的范围里，他接近于数学的理想。但是，在尝试把推理的数学模式沿用到形而上学的时候，康德确信纯粹理性在这些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
但是在感觉经验的范围内，如同在自然科学的范围内，数学真理显然是成功的。但是按照休谟的观点，某些欧几里得几何学公理不能从经验观察中推导出来。可是牛顿的科学显然是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基础的。
康德于是提出与众不同的解决方案：心——物的对应关系在自然科学中是成立的，不过不应再从前简单的意义上，而应在批判的意义上去认识，也就是说，科学所解释的“世界”已经是经过人心自身的认知机制所规范的世界。
在康德看来，人心的本质是这样的，它并不只是消极接受感官材料，相反，它主动整理并建构材料，因此人能够认识客观的实在，乃是与人心的基本结构相符合的那种客观实在。
科学处理的世界与心灵的原则之所以相互对应，乃是因为心灵所能得到的世界已经是心灵加以组织过的了，与人类心灵自身的过程相适应。人类对世界的一切认知都要经过人类心灵的范畴加以传递。
科学知识的必然性和确定性均源自心灵。仅凭观察并不能给人以确定的规律；相反，这些规律反映着人类精神组织的规律。在人类的认知活动中，心灵不是要与事物相符合，相反，事物倒是要与心灵相符合。
康德一开始就注意到，即使可以从数学判断中把源于经验的内容抽走，空间和时间的观念仍然存在。从这点出发，他推导出结论，任何为感官所经验到的事件都可自动在一个时间和空间关系的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时间和空间是“人类感觉力的先天形式”：他们规定了一切通过感官获得的事物。
数学之所以能够精确地描述经验世界，是因为数学原理必然包含时间和空间的背景，所有事件都可以通过这个背景被观察到，而空间和时间构成一切感觉经验的基础：空间和时间不是从经验中引导出来的，而是经验的前提条件。
它们不能被观察到，但是它们构成了一切被观察到的事件的背景。不可认为它们独立存在于心灵以外的自然界，但是没有它们，心灵就不能认识世界。
因此，空间和时间不能说是世界本身的特征，因为它们是在人类的观察行为中发生作用。
它们在认识论上为心灵的本质、而非在本体论上为事物的本质奠定了基础。由于数学命题是基于空间关系的直接直观，所以它们是“先天的”——亦即由心灵构造的，而不是源于经验的——不过它们对经验也是有效的，因为经验必须与此先天的空间形式相符合。
心灵的特征和结构是这样的，它在时间和空间中所感知到的事件必然从属于其他一些先天原则——即认识的范畴，例如因果律等等。
这些范畴反过来讲必然性赋予科学的知识。我们不能肯定一切在心灵之外的世界中的事件之间是否都存在有因果联系，但是，由于人类说经验到的世界必然受到他的心灵的禀性的影响，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在现象世界里面的事件都是有因果联系的，科学也可以如此继续发展下去。
心灵并不是从观察中引出原因和结果，而是已经在一个原因和结果作为预先假定的实在的背景中去经验所观察到的事物：人类认知中的因果关系，不是从经验中来，而是被带到经验中去的。
讲了半天时间、空间、因果律、先天、经验，估计很多人都已经昏倒了，为了不让更多人昏倒，我就只讲这么多。其实康德在此要讲的东西很简单，他就是为了驳斥休谟对因果律的否定，因为一旦否定掉因果律，那么牛顿发现的那些科学理论就没有意义了。
康德为了保卫牛顿或者说整个科学，他重新论证了因果律的认识论基础。你说这些有意义吗？当然有意义，科学从此能和宗教不冲突了。但是你说有多大意义？科学家根本不看这些东西，在他们看来，这还需要论证吗？！你一斧头把一块木头砍成两半，这不就是因果律？科学实验跟砍木头在因果关系上是一模一样的。
说明：本文为读书笔记，全部材料来源于金观涛的《真实性哲学》征求意见稿和唐纳德.塔纳斯的《西方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