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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人很少宣传夏商周是奴隶制？
关于“奴隶制国家”有几个问题你们需要考虑一下：
一个奴隶，在青铜时代，能生产出几倍于他自己份额的口粮？我们把这个倍数设为食物盈余系数F。
然后我们总不能假设统治阶层成员的口粮水平与奴隶一样吧？假设一名奴隶主阶层成员的口粮供应水平，是奴隶的若干倍，我们把这个倍数设为**“待遇倍增系数”Q，我们假设是3——这真的很低了。**
然后我们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除去有劳动能力的奴隶（男女都有吧），以及有镇压能力和职责的统治阶级成员（显然也都是成年男子），一个社会里无论如何还有既不从事生产、也不从事镇压的社会成员，例如老人、儿童、真正的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贵族、艺术家、诗人、祭司等等。我们把这“无效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定义为**“无效人口系数”N**。我们假设为40%，这很乐观了。
然后我们再考虑一下一名手持青铜武器的、姑且算作武艺精良的、营养良好的奴隶主，与手持最原始武器的（比如磨尖的木棒，绑有石块的石斧、石锤、可投掷的竹枪、木矛、石块）奴隶对打，可以做到以一敌几？
我们把这个以一敌多的武力情况，归化为**“武力优势系数” W，我们假设为以一敌十吧。**
然后我们考虑当外敌进攻时，一个国家将抽调一定比例本国武装力量去前线作战，我们把这个调取比例称为**“国防武力占比”D**。我们假设为1/4吧。
我们来算一下，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
一个国家有总人口（T）10万人，去掉无效人口4万，奴隶和武士加起来还有6万人。我们假设奴隶人数是S万，武士人数是P万，那么有
P + S = 6。
考虑到外敌入侵，还要去掉1/4武士。在这个条件下，考虑到武士们以1敌10，那么按照奴隶占比最多的情况来算，有：
S / 10 = 0.75 P
S = 7.5 P
可以求得 P = 6 / 8.5 = 0.71，也就是只要7100名有战斗力的人员。
奴隶的总人数是5.29万人。
而此时要求奴隶们提供的口粮份数是多少呢？
我们假设无效人口之中有三分之一妇孺是
然后我们假设
我们再假设奴隶主们可以以一当九，也就是武力倍增系数是10。
我们假设待遇倍增系数为3，也就是一个统治阶级要吃掉3份奴隶的口粮。
看明白这两个问题了吗？
这两个问题，带来几个新的问题：
1）一个青铜时代的国家，其人口组成里奴隶的比例如果是50%，那么考虑到奴隶主们显然不会人人上前线，就算有一半上前线吧，也就是奴隶主的部队人数与需要镇压的潜在人口之间比例是1:2。
这个人口比例，如果奴隶们受够了生不如死、如同畜生一样待遇的奴役舍生忘死的造反，奴隶主们能不能有把握压得住？
如果遇有外敌、天灾、政变，奴隶主们还必须抽调自己的精干武力去保家卫国，抵御入侵、镇压叛乱，或者出门远征。
于是这个1:2的比例还要进一步下降。降到一比几就难说了。
2）一半人口的奴隶，用石头和木器劳作，使用原始的低产作物，有没有足够的生产力产出足够另一半人脱产生活的剩余物资？事实上，考虑到没有战斗力的老弱妇孺（包括奴隶们自己的老弱妇孺）也都要归奴隶们供养，这个比例天然的不可能是一比一，只能是一比三以上。
3）如果上述两个问题解决不了，一个青铜时代的国家，可不可能做到完全依赖奴隶来长期稳定的养活自己？
实际上，经典意义上的奴隶制国家，需要奴隶主们掌握的武力高出原始武器两个世代以上，例如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白人农场主拥有火枪，而黑人奴隶手里却真的基本只有草叉（他们即使侥幸拥有几条抢获的枪支，但要也会迅速耗尽）。
并且需要满足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个人的生产盈余，足够养活能压倒性的战胜他自己的数量的统治阶级成员——对方还必须得按照几倍于ta的口粮来计算。
否则，一个组织是无法稳定依赖奴隶劳动来解决自己的需求的，更不要提对外扩张和抵抗侵略了。
在满足“面对原始武装以一当三”和“一人劳动可养活一人以上”这两个条件之前，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做到既完全依赖奴隶劳动自我供养，同时又保持稳定存在。
数学和逻辑不允许。
古代有没有蓄奴现象？那当然有。
古代——尤其是上古时代——是不是遍地“奴隶制国家”？
请回答这两个问题—— 一打几？一养几？
按生产力水平是1养1（实际上办不到），十个奴隶养十个脱产的，而脱产的里面有六个老弱妇孺，只有四个可以拿来当监工。这四个里还得有一个干文书、行政，以及当纯享受的大贵族。
这已经需要“以三敌十”了。
这只是平均值，这意味着在至少一半的奴隶区，比例比这个更悬殊。
以二敌十，以一敌十。
假设你是奴隶，面对十分之一于你的凶恶监工手里所持的青铜刀剑，你是愿意拿手里的木棒锄头石块博一博，还是忍饥挨饿、被鞭打奴役至死？
如果产出比到不了1个奴隶养活1个脱产者，这个比例只更悬殊。
要1敌15，1敌20，甚至30。
如果你没有把握做到一打二十，那就必须有相应的役龄人口在劳动。ta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奴隶，也并不拥有足以让他们脱产的奴隶——甚至完全不拥有奴隶。
而且这个非奴隶的阶层占总人口的比例，必然随着武力领先程度和生产力剩余程度的下降而上升。
也就是生产力越原始，武力领先幅度越小，非奴隶的劳动阶层占比就要越高。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奴隶比例低到什么水平还可以称为“奴隶制国家”？
假如奴隶比例低到只占10%，大部分国民仍然需要劳动求生，只有5%的人口可以完全脱产，它还能再典型意义上称为奴隶制国家吗？
因为，除非我们对使用石头和木棍劳动的效率以及使用原始水利、原始作物的效率，或者使用青铜冷兵器和皮甲的武力水平有什么重大误解，否则春秋之前的国家不太可能大幅度的偏离这个描述。
更古老的商代甚至夏代，偏离的可能性应该更小。
春秋时期的农业有多艰难，可以看看这个
井田制是否真的存在？铁器发明之前，是没有有规模的青铜农具的。因为青铜农具的成本远高过石质农具，但是效能却并没有好多少，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
青铜几乎仅被用于礼器、兵器、建筑构件和盛器这类无需耐磨的用途。
工具一直无变化，那么有变化的只能是品种和水利了。这方面不见得毫无影响，但是说实话春秋以前的农业技术在这方面进展并不大。水利需要高度发达的数学和行政能力，还要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这是个没有蛋哪有鸡的问题——农业水平没发展起来，哪来“大批富余的劳动力”？
而育种这件事，光一个小麦的推广，就到了汉代中晚期都没有完成。直到两汉，主要作物都是粟。
要到唐代中后期，小麦才和粟取得了对等地位。
你们自己体会一下作物品种优化的速度如何。
在中国农业史上,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旱作农业体系曾发生过重大转变：小麦种植经过漫长的发展,最终取代粟成为北方地区的首要栽培作物。考古资料显示,小麦在黄河流域最早出现的确切时间是龙山时代,然而此后却长期在农业生产中不受重视；从西汉晚期开始,才逐渐在该地区得到了大范围推广。与此同时,小麦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提高,并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运用考古学、历史学等方法,分析梳理黄河流域史前至两汉时期与小麦有关的出土资料和文献记载,对该时空范围内的种植与推广历程、特点、因素及影响展开研究；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发展的脉络,以及技术创新、文化交流等条件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将史前至两汉时期小麦在黄河流域的种植与推广历程划分为试种、劝种和广种三个阶段。试种阶段从龙山时代至西周,该时期小麦分布呈“西少东多”的特点,黄河下游和黄淮平原的种植面积多于其他地区；小麦在农作物中所占的比例极为有限,表明当时人们对其缺乏重视。劝种阶段从春秋至西汉早期,该时期小麦在黄河下游及附近地区的分布有所扩大,但同时关中地区却出现了“不好种麦”的情况；“五谷”的出现反映出人们逐渐认识到小麦的重要性,而政府“劝种”冬小麦则标志着其地位的提升。广种阶段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该时期小麦栽培除了在黄河下游附近继续得到较快发展之外,还在关中及河西地区得到了大力推广；而从小麦在政府颁发的农事诏令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亦可看出当时其已成为农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组成。第二部分,对小麦种植与推广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因小麦生长特点与黄河流域降水量分布不均的自然环境相矛盾,导致其长期无法得到广泛种植；黄河下游和黄淮平原的气候与降水条件更为适合小麦发育,是其试种阶段分布特点形成的基础。随着人类适应并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不断增强,耕作技术、生产工具和水利灌溉等方面得到了较大发展,带动了黄河流域小麦栽培技术的进步；与此同时,冬小麦由于生长周期的季节性差异,在作物体系中逐渐凸显出互补性优势,使得统治者意识到其对于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从而推动其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西汉中期以前,由于转磨普及程度的低下和面粉生产的滞后,使小麦的食用方式难以为人们所接受,导致其缺乏种植积极性；西汉晚期至东汉,转磨形制及筛粉工具的发展提升了面粉磨制的质量,发酵技术的成熟也令面食加工技术得到了显著进步,不仅使小麦的优势得以充分展现并被社会认可,还促进了其在黄河流域的广泛普及。第三部分,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总结古代新疆地区的小麦种植和面食制作技术特点,并分析其与同时期黄河流域技术系统的差异。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新疆与内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在此过程中,来自不同地区的食品加工技术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促使黄河流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小麦面食系统,进而对小麦种植在该地区的普及产生了推动作用。这一历史进程充分反映出文化多样性与互补性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积极意义。第四部分,探讨汉代以后小麦种植业从黄河流域向各地区扩张的情况、及其对于古代社会人口增长的影响,进而揭示各历史阶段小麦地位的变化。尽管两汉时期小麦推广未能动摇当时粟在农业的优势地位,然而其栽培与加工技术的发展,为以后麦作农业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唐代中期以后面食为主的饮食文化在中国北方地区逐渐确立,小麦也取得了与粟同等重要的位置。运用考古学、历史学、农学、食品工程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从技术手段和实践应用层面对资料证据进行比较；同时在宏观上把握小麦种植与推广历程的整体脉络,探讨各种因素内在的相互联系。这是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
《黄河流域史前至两汉小麦种植与推广研究》